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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改革开放,林毅夫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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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生平?

现年五十五岁的林毅夫,三十年前是国民党金门马山驻军的一名连长,本名林正谊。在一九七九年的五月十六日夜,他做了一个惊人的抉择,只身抱着两个篮球从金门岛跳海游到了距离两千米外的大陆厦门。此后,他改名为林毅夫,开始了在大陆的新生活,而在台湾,他的名字被列入了“失踪者”的名单,但留在台湾的新婚妻子陈云英心里知道,丈夫是到了大陆。

林毅夫在给台湾亲人的家书中阐明了自己当年选择投奔大陆的心声:“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做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意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

林毅夫到大陆后,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后来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一九八六年,在台湾的妻子得知丈夫在美国求学后,也留学美国,夫妻两人相隔七年之后,终于在大洋彼岸团聚。林毅夫的执着和陈云英的痴情,让人肃然起敬。

在海峡两岸,林毅夫不仅以其经济学成就享有广泛知名度,而他土生土长台湾人的身份也引来各方注目。二00二年五月九日,林毅夫的父亲在台湾去世,当时,林毅夫希望能够返台尽孝,而台湾当局则因为他当年“叛逃”大陆的“罪名”没有消除,拒绝放行。林毅夫回乡奔丧的愿望只能由妻子陈云英回台代行,而林毅夫自己则在北京大学的家里自设灵堂拜祭父亲。(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先进人物

改革开放年代的先进人物有很多,比如袁隆平、王蒙、柳传志、袁庚、吴敬琏、杜润生、厉以宁、于光远、张瑞敏、吴仁宝等。

1、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生于北京,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2000年度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6年4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10年荣获澳门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先后成功研发出“三系法”杂交 水稻、“两系法”杂交水稻、超级杂交稻一期、二期。

与此同时,袁隆平提出并实施“种三产四丰产工程”,运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出版中、英文专着6部,发表论文60余篇。2017年7月,任青岛海水稻学院首席教授。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袁隆平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获评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

2、王蒙

王蒙(1934年10月15日-),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出生于北京,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着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乐观向上、激情充沛。

成为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2010年11月15日,登上“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2015年8月16日,王蒙作品《这边风景》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12月,王蒙荣获“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贡献奖。

3、柳传志

柳传志(1944年4月29日-),着名民营企业家,出生于江苏镇江,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被外界称为“创业教父”。

1984年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1988年成立香港联想,1997出任联想集团主席,2012年担任公司董事长、执行委员会主席。

2009年12月获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中国经济十年商业领袖”。201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柳传志同志改革先锋称号。

4、袁庚

袁庚(1917年4月23日-2016年1月31日),原名欧阳汝山,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镇(现深圳龙岗区大鹏街道),汉族客家人。

袁庚是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

为表彰袁庚致力促进中港关系及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香港的航运事业贡献良多,2003年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授予金紫荆星章。2016年1月31日凌晨,袁庚因病医治无效。

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袁庚改革先锋称号,颁发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

5、吴敬琏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南京人,祖籍江苏武进遥观(今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195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着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着名市场经济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着名的女报人,吴的生父吴竹似。

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的创办人。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历届总理的座上宾,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

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着名校友、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林毅夫:供给侧改革,照搬西方理论会怎样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而非始于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只不过萨伊和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创造需求”和供给管理政策而已。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理论而非需求管理理论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供给侧还有生产主体、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存量调整、增量培育等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如重农学派(Physiocrates,18世纪后半叶)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12.14, -0.20, -1.62%)供给的重要性;斯密(Smith,A.,1776)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李嘉图(D.Ricardo,1817)强调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导致的报酬递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罗雪尔(W.Roscher,1843、1854)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强调了“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1883)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A.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基本是从供给侧分析经济发展的。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做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Harrod & Domar)模型(1946、1948)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张培刚(1949)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为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有利的)社会制度,限制因素为资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E.Denison,1962、1967)、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乔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the residual growth)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Romer.P.,1986)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Lucas.R.,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

  制度经济学家和改革经济学也多是从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来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力理论”也是一种典型的供给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而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国财富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和所能利用的单位物质资源,取决于动态的竞争优势而非静态的比较优势。政府应放弃重点扶持某些产业的产业政策,而应尽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产业集群的良好环境。

  供给侧理论与需求管理理论的博弈

  重商主义鼓吹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强调通过出口补贴和进口课税等方式调控进出口需求,实现贸易顺差。

  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

  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于十八世纪初提出了最鲜明的供给管理思想——“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或者说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由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和就业不足,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全面批判了“萨伊定律”,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共同作用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工资刚性等制度约束、工会和其他垄断力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在短期甚至在长期都无法发挥作用,即经济无法自动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政府就不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而应采取相机处置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赤字政策来减少总需求;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盈余政策来减少总需求。罗斯福治理经济大萧条的主要措施就是实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新政”: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举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机会等。

  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于是,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供给管理的理论,如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开始兴起。

  供给学派因使用了供给这个词而成为最鲜明的供给侧理论

  供给学派在强调供给管理政策方面具有代表性。其代表人物有: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吉尔德、肯普、罗伯茨、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

  他们的主要观点有:提高税率虽然从短期看可以提高税收收入,但由于抑制了纳税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从中长期看反而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在资源稀缺世界中,所谓商品过剩只是适销不对路的“劣等货”过剩,其根源并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创造性供给不足;企业并不只是被动适应市场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产单位,而是在创造需求方面发挥着能动性作用;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战后美国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由凯恩斯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不如说是由于凯恩斯政策“阴差阳错”带来的实际供给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机制所带来的。

  因此,供给学派提出如下政策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调动企业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赋予企业经济自由;稳定货币增长。供给学派学者认为,经济主体是否扩大经济活动或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边际税率的高低,即看增加活动所增加的净收益是否合算来决定。如果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人们会以闲暇代替工作,从而劳动力供给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将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而不用于储蓄和投资,同时经济活动将更多地由市场转入地下,从而损害经济效益。

  我们可以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四减四促”:其中,“四减”是指减税(含减支,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

  供给学派关于减税不增加财政赤字、不必忧虑减税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恢复金本位制等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质疑。同时,缺乏严谨的理论逻辑框架也为一些学者所诟病。

  供给侧理论的基本框架

  供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也成正比关系:供给增则经济涨,反之则跌。至于经济出现拐点则与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资源环境约束、基础设施饱和度、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等供给侧因素的变化有关。

  供给也可分为宏观供给(总供给)和微观供给(生产者供给)、长期供给和短期供给、国内供给和国外供给、经济供给和非经济供给、理论供给和实际供给等。分析经济发展这种宏观经济现象,也应从总供给角度进行。从时间维度看,总供给可分为短期总供给和长期总供给。

  1.短期总供给

  宏观经济学侧重分析短期总供给曲线,这里侧重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短期总供给的构成和影响因素。许多人用生产函数来分析总供给,其实生产函数主要适用于分析长期总供给。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收入法GDP=支出法GDP”中受到启发,可以得出:短期总供给(GDP)=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这才是与短期总需求(GDP)=消费+投资+净出口相对应的公式,因为短期总供给(GDP)=短期总需求(GDP),或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消费+投资+出口。

  因此,分析影响短期总供给的因素应从影响工资、利息或资本利得、地租或资源利得、环境租或环境税、利润和间接税的因素中去寻找。严格说来,其中的工资是指税前工资,利息是指净利息(公债利息除外),地租包括土地和建筑物的租金,利润包括公司利润和自我雇佣收入,另外收入法核算的GDP还应包括折旧、企业转移支出和统计误差等。必须指出的是,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以前被经济学忽略了,故笔者将其加了进去。

  2.长期总供给

  生产函数理论、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等对长期总供给进行了深入研究。经典的公式如下: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f(劳动,资本,资源)。其中,f是指函数关系符号;劳动、资本、资源(含土地等)是指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所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比较完整的长期总供给应将所有投入要素都考虑进来,应将影响供给的价格因素也考虑进来,故笔者提出以下公式:

  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土地生产率、环境效率或碳生产率、企业经营效率、政府管理效率)×f(劳动,资本,土地等资源,环境,企业家管理,政府管理)×商品价格指数。

  其中,碳生产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环境效率=GDP/污染排放量。商品价格指数可用PPI、CPI等来衡量,价格与总供给呈正比,即价格涨,供给增加。

  不难看出,影响长期总供给的因素有两大方面:一方面,要素投入。其中劳动可用劳动力数量(受人口结构影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衡量;资本可用货币发行量、社会融资总额、新增贷款总额、发债规模等衡量;资源可用土地利用总量、资源开采和利用总量、发电量等衡量;环境可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衡量;企业家管理可用企业家和创业者人数等衡量。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即笔者提出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

  需说明的是,这“三大发动机”可同时影响长期总供给和长期总需求;制度变革又分某种体制内部的制度变革和整个体制的根本变革;结构优化又分为结构升级和某种结构内的局部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等;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后者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前者是要素“质的提升”,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知识增长、信息化等。

  必须指出的是,需求与供给是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供给创造需求,即消费和投资需求都是由供给侧的生产通过分配形成的,虽然外生冲击会造成短期波动,但市场的自稳定机制能最终实现供求平衡。凯恩斯则论证了,在经济萧条时期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此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发生作用,导致总需求不足、供求不平衡,故需要政府干预。供给如何影响需求?因为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收入取决于就业,就业取决于供给侧的生产及其一系列影响因素。需求如何影响供给?因为生产的产品必须卖出去才能形成价值和效用,产品卖出去则依赖于需求。

  美国、英国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的实践经验

  在实践中,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主张因被美国总统里根、英国总理撒切尔夫人所运用、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声名远播。

  里根上台后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虽然在其任期内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但为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里根经济学”和里根于1981年2月向国会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削减政府预算或财政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实现预算收支平衡;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其实质是促进市场自由竞争、调动企业和民众积极性、刺激供给、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复兴。

  在实践中,里根并不为某种理论观点所束缚,而是博采众长、灵活运用,如同时运用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增减政府开支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和放松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供给增加的政策,以及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政策,从而实现了摆脱滞胀的经济目标。

  里根供给管理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里根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

  与里根在同一时代,英国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 )或“撒切尔革命”,其主要政策主张是:坚持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反对凯恩斯理论和福利国家理论;推行私有化,反对国有化;颂扬财富创造,反对平均主义;推进去监管化,取消汇率管制;鼓励工资自由浮动,打击工会力量;推进减税,削减福利开支等。

  在撒切尔主义的主宰下,英国经济重新恢复了活力,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以后有所提高,1982~1989年维持在年均2.8%左右的水平,高于同期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但同时也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需求由于受收入增长和购买力的限制,表现为一种较为被动的力量,而供给则表现为一种比较主动的力量。需求管理政策实行时间长了往往产生很多副作用,如挤出私人投资、引发通货膨胀等,而大多数供给管理政策,则由于能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企业活力、促进技术进步等,而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来的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始自今日,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上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农民在小城镇落户和进城打工、放权让利改革等,90年代中期以农村综合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外汇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发展中小企业、政府机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等,多属于供给侧改革。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在美国、日本、欧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主要经济体都不甚景气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了相对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甚至可以说处于近乎“一枝独秀”的状态。许多人都将其归功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但正如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需求政策只是导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股力量,以发挥企业活力为主要内容的供给政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和民营中小企业、加快对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改革、放松经济管制、鼓励民间投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等供给侧改革,都是引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

  这不难理解,凡改革都是要调整制度或体制机制,都涉及优化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正是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所在。

  中国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特殊背景

  与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相比,目前的供给侧改革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也有如下特殊性。

  首先,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持续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现已进入到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后很可能进入到年均GDP增速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即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主要表现是重化工业阶段进入到下半场,其主要特征是技术或知识密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城镇化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的下半场,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处于30%-70%时属于加速阶段,其中30%-50%属于加速阶段上半场,50%-70%属于下半场,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说明城镇化已进入下半场,下半场的主要特征是在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更强调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从收入水平来看则已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新阶段推进供给侧改革任务更重,压力更大。

  其次,国际环境不同。以往当中国经济总量排在国际相对靠后位置时,推进供给侧改革相对来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可以分享国际化或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且开始紧追美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中,推进供给侧改革就必须更多地依靠国内的力量。

  再次,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不同。自2012年开始,15-64岁之间的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刘易斯拐点”也已于2008年前后到来。同时,在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雾霾等问题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这些新的约束条件,使得供给侧改革不能再像过去三十多年那样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来推动,而必须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

  第四,技术背景不同。尽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就一直在取得进展,但与当前这一轮以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低碳化为内容的新技术革命相比,还是明显不在一个层次。可以说,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蓄势待发,与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相匹配的第三次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到来。这为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有力支撑。

  第五,部分内容不同。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解决经济增量问题。而新阶段的这次供给侧改革,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量问题外,还要先解决累积多年的存量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房地产高库存、基础设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设、地方政府高债务、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等存量问题。存量问题的解决容易引发风险,更具挑战性,这次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在化解存量问题中寻找新出路。

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六年下滑原因是什么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这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中国2015年GDP增速为6.9%,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连续6年下滑,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他认为,要从全球变革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的此轮下行,国际环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不可忽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内部动力主要在扩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

   林毅夫认为,世界经济整体下行是导致这轮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他列举了金砖国家、东南亚国家、发达国家三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中国2010年时GDP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时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东南亚地区中,新加坡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2%。中国台湾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7%。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

  他强调,“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他们都没有,但表现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增。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中国国改革开放后有资产总共流失多少

一 理论视角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对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否要进行,理论界有巨大争议,而争议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对此,主张产权改革的学者和反对产权改革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

  主张产权改革的学者倾向于产权改革后国有资产流失的现状得到改善了,至少没有恶化;或者说当期会有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但是长远来看改革后的经济、社会效益改善所带来的收益要大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成本。如周其仁,张维迎等人认为在产权改革前,由于所有人缺失问题,国有资产早已在流失。因为国有企业的所有人是全体人民,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人权利,政府又委托任命经理管理企业,即国有企业的管理存在各层代理。而各层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其利益并不总是一致,存在道德风险,即政府官员与全体人民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的利益并不一致,那么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有偏离全体人民利益最大化德动机。相比于所有人清晰的私有企业,当所有人利益受到侵害时,国有企业发现和制止这种侵害都更为不易,再考虑到由于旧有体制因素使得价格信号无法正常释放而带来的资产贱卖,因此如果不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国有资产会像雪糕一样流失。即使不考虑“所有人缺失”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国有资产流失的评判也是个大问题。萧灼基认为国有资产有部分高估,因为原有国有资产存在着大量无法偿清的坏账,这些资产从会计角度来看已经没什么价值了,而且如果不及时处理,制度性的精神磨损要比物质磨损更严重。樊纲承认产权改革带来了国有资产流失,但不严重。他认为产权改革只是国有资产从经营性项目(国企为代表)向非经营性项目(社保,基础建设等公共产品)转变,而这种转变恰恰又促使国有资产的实际掌控人——政府的职能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无疑,政府职能的转变对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起到关键性作用,因此这种产权改革由资产形态转变造成的损失要远小于它当期和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反对产权改革的学者,认为改革后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更严重了,或者尽管产权改革减缓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程度,但是它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这个代价或许比它带来的收益更大。显然,反对派的前一种逻辑和改革派的前一种逻辑针锋相对。林毅夫质疑产权改革对促进国企提高效率的必要性,他认为国企的“政策性负担”过重是造成国企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国企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需要投资于我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而形成战略性政策负担以及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政策的负担,这些无疑加重了企业的运行成本。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成本有隐性变成了显性,使得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表象更为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对国企剥离了“政策性负担”,那么国企的效益就可以改善,即产权改革不是国企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从而也可以消除因产权从全体人民到私人的变更而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郎咸平从实证角度认为国企效率要比私企高,并且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存在着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广大职工的利益,是“民企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场盛宴”。而反对派的后一种逻辑认为,产权改革对减轻国有资产流失有帮助,但是不恰当的所有人变更造成了更大的公平问题。如秦晖认为国企产权私有化无可厚非,但是前提是在转变过程中需要公平公正,不然就会引发俄罗斯私有化式的“权贵私有化”悲剧,他认为捷克的“民主私有化”虽然损失了变更过程中的部分效率,但是赢得了“起点的公平”,这对消除“权家通赢进而赢家通吃”的“尺蠖效应”无疑是具有巨大作用的,而产权改革后进行的管理人收购方式(MBO)更像是一种“权贵私有化”,因此,在没有“起点的公平”的前提下,尽管以MBO等方式快速推进国企产权改革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但很可能将催生一大批“权贵资本”,这或许会影响到更为重要的社会层面的稳定问题。 由上可知,改革派的前一种逻辑与反对派的前一种逻辑相对,而改革派和反对派的后一种逻辑更多的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因此争论焦点主要在于前者。评判前者观点对错的核心在于国企和私企的效率孰低孰高。如果私企的效率要比国企高,那么反对派的前一种逻辑就不再存在,那么他们就要在公平问题与之对抗了。如果国企的效率要比私企高,那么改革派的前一种逻辑就“阵亡”了。由于效率问题是他们的必争之地,但是一百个经济学家有一百零一种说法,而且每种都有一定的道理,在选择方法和变量具有差异性的基础上,两者的实证研究谁也不输谁,看来我们对他们观点的评判似乎遇到了困难。因此,下文笔者拟以政策视角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

  二.政策视角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分析 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政治总体稳定,经济水平显着提高且国有企业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可以推断政府的政策大体上是合理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决策者通过权衡各方观点,综合考虑各种变量,所作出的政策应该是对当今经济现象的最接近的反映,故政策的实施与理论的适用具有一致性。接下来我们将考察政府有关国有企业的政策以此来推断那个逻辑更合适。

现在在中国经济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才有多少个? 像林毅夫 这样的人, 是不是改革开放的策划者呀?

吴敬琏 林毅夫 许小年。林毅夫在80年代初不出名,不是策划者

林毅夫:我为什么不支持资本账户开放求解

林毅夫在这场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辩论中,我是一个旁观者,也是一个啦啦队员,而不是运动员。资本账户开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逾越的一个门槛,也可能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门槛。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这个门槛逾越不好,很可能使原本发展很好的经济突然发生崩溃性危机。基于此,我非常关心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我要恭喜在这场辩论中正反两方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讲道理、摆事实的客观、理性的争论。对重大问题在国内非常需要有这么理性的讨论。作为啦啦队员听正反两方隔空辩论时,我为几篇文章和论点叫好,后来发现我拍手叫好的是反方,包括余永定、张明、张斌(微博)、魏尚进的文章。我就谈在做啦啦队员时,为何我只为反方论点拍手叫好。资本账户开放不是高增长的必要因素我这几年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我力推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必然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转型和变迁的过程,这些要靠投资,投资需要资本。从理论上看,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回报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低,流动到发展中国家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对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有利的,对发达国家而言资本的回报率会较高,所以也是好的。这样的自由流动应该是双赢的,受欢迎的。不过诺奖获得者卢卡斯根据观察发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实际是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到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而非相反,这就是着名的卢卡斯谜题。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经济发展应该比发达国家快。从经验实证来看,根据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仅有13个经济体发展比较好,取得了每年7%及以上、持续了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根据增长委员会的研究,这13个表现卓越的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特征。其中的一个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实际上这13个经济体在快速发展时,由于自身储蓄率非常高,高投资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国内的积累。最明显的就是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不但管制资本的短期流动受管制,而且,外债和外资都不欢迎。也就是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资本相对短缺,自己也能够积累足够的资本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最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个可能的前提是什么?对此,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给予了解释,那就是在每一个时点上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样所形成的产业就会有竞争优势,占有国际国内最大的市场,享有最高的利润和最多的剩余,而且,投资回报率会最高。剩余多了,可积累的资金就多,投资回报率高,积累的意愿就高,资本积累就快,可以支撑的投资项目就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会加快。权衡资本开放的利与弊从上述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不要开放资本账户?资本账户开放包含三个主要领域:一个是外国直接投资;另一个是国内银行跟国外银行的借贷或者是国内企业直接到国际上举债;第三是短期以证券投资为主的资本流动。从这三大类来看,外国直接投资直接投资于实体经济,对资本的积累、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升级有直接贡献,可以直接推动结构变迁、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不存在通过借短债进行长期投资的期限错配(term mismatch),或还债时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错配(currency mismatch)问题。而且,外国直接投资还会带进技术、管理、国外市场等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益处。因此,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国防安全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考虑,在资本账户开放中,外国直接投资利远大于弊。从实证经验看,新加坡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非常好。另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对我国外向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很大。允许金融机构或企业到国外举债回到国内来使用,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似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帮助。但是,经济有周期波动,即使投资于出口导向的实体经济,出现短期波动时收益会减少,用外币还本付息就会有困难。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时面临的是这个问题,在泰国、印尼等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外需减少,经济下滑,韩国也无法避免危机的爆发。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韩国又差点遭遇同样的命运,后来靠跟美国签订货币互换而避免了危机。而且,国家也很难保证本国银行或企业会将国外借贷用于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它们有时会投资于赶超型产业,投机性房地产、股票市场,或用于支持消费信贷的扩张。假如国内生产力水平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有限,到了需要还本付息时就会出现期限错配、货币错配等一系列问题而爆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的南欧和东欧国家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允许银行或企业向国外举债,虽然能带来投资和消费的增加,经济出现短暂的繁荣,但通常以危机的爆发收场。考虑到结构的问题,允许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到国外举债总的来讲弊大于利。短期的资本由于期限考虑,一般是进入到流动性较强及有投机性质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由于不投入实体经济,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没有太大帮助,而且,容易导致股市和房市泡沫。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入,也会带来真实汇率的升值。这种升值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在汇率没有管制、自由浮动汇率下,名义汇率上升,导致真实利率上升;汇率有管制下,大量资金流入兑换为本币,外汇增加的同时货币增发,通胀率上升,导致真实汇率上升。真实汇率上升,出口竞争力就下降,经济放缓,这些短期投机性的资本就会以股市、房市存在泡沫难以支撑而开始唱空该国,导致大量资金流出。所以,这种短期资金流动除了带来短期的虚假繁荣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弊大利少。资本账户开放导致经济波动更频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崩溃之前,实际上包括美欧日等所有国家,都实行资本账户管制。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发行以美元为储备。在这种状况下,一个国家如果允许资本输出,不管是以前面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进行,可以发行的货币都会减少,就会有通货紧缩的压力,经济增速会下降,失业率会上升。所以,大部分的国家不愿意资本流出,资本账户也就不能开放。为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资本账户开放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主要论调?因为,美国作为储备货币的主要发行国,是其他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获益者。过去,虽然资本外流也许会带来资本投资收益的提高,对资本的所有者或许有利,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通货紧缩的压力,所以,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对资本的外流要进行控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联储采取的是盯住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也就是当有资本外流时,货币发行不必跟黄金挂钩,美联储可以增发货币,维持经济稳定,避免通货紧缩的出现,所以,美国就放松了对货币资本外流的控制。在那种状况之下,华尔街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最积极推动者。因为,投资银行家可以大量到国际上套利,华尔街的投行家还推动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降低管制,允许高杆杠的运作,也就是提高金融机构自己创造货币的能力,使金融机构能够增加套利的资金和利润。结果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扩张最快,而且利润最多的就是华尔街,在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华尔街那几家投行赚到的利润是美国整个经济总利润的40%。以我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经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发展机构是按美国财政部定的曲调来唱歌的,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也就从资本账户管制的倡导变为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推动。在美国学界提出的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资本配置和经济发展的理论中,一般资本是同质的,没有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的区分。在那样的理论模型中不会有货币错配、期限错配的问题,也没有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用货币虚拟资本去换取非储备货币国真实产品和服务的利益不对称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资本禀赋的差异。资本账户开放在这样的理论模型中对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有了这些理论,华尔街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上就变得理直气壮。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也跟着附和?除了有理论认识的偏颇之外,还有一些可以直接借钱回到国内来套利的金融机构的积极推动。比如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的金融机构,它们或以很低的利息在国外大量借贷,再以高利率到国内转贷;或者以较国内低的利率在国外借钱,到国内投资,短期扩张比较快;或赚取高额佣金,帮助国内企业到国外发行股票或债券,帮助国外的基金到国内来进行股市和房市投资。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资本账户开放以后的结果怎么样?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利润不断膨胀,由于有货币政策的主动性,以及作为储备货币国不会有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的问题,经济出现了所谓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后来由于金融自由化、及因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过度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造成房地产泡沫,导致家庭的过度消费和国际收支不平衡,之后就爆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即使在这场危机中,由于美国是主要储备货币国,不会有货币危机和期限错配的危机,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在发达国家中受损最小。可是对那些资本账户没有管制的发展中国家又怎样呢?如果他们的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在资金大进大出下,经济的波动会加大,拉丁美洲国家就是这种情形;如果有汇率管制,当有大量资金流入时,国内的外汇储备和货币发行都会增加,经济会繁荣,当资金大量流出,为了稳定汇率,就要动用外汇储备,外汇用光时就爆发危机,那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形。所以总的来讲,从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华尔街、美国金融学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资本账户开放后,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更为频繁,危机发生更多。支持资本账户开放的理由不成立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不要讨论资本账户开放?作为学者,我先要讨论资本账户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不同的资本账户开放中,谁是主要受益者?谁是主要推动者?如果发展中国家三种类型的资本账户都不开放,只要经济发展轨迹是正确的,自身的资本积累就足够支撑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上的需要。尤其是跨境借贷和短期的资本流动弊远大于利,应该严格控制而不要开放,要开放的顶多也只是外国直接投资。那些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高收入的少数几个经济体,在变成高收入之前,资本账户都没开放。其次,我不同意所谓“条件比我们差的国家都开放了,我们有何理由不开放?”那些国家是开放了,但经济发展得不如我们好,为什么我们也要开放?我同意盛司长所强调的我们不能照搬现成的理论,如他所言,着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确实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提出的,在现在可能不完全适用。但是,美国金融学界提出的新理论缺乏结构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也同样不适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不应该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我们应该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提出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理论,这样才不会跟着别人的音乐跳舞。但是,对于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央行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美国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跟着美国的论调唱和;美元又是主要储备货币,而且美国有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如果中国不开放资本账户,人民银行首当其冲。学术界和政策界普遍接受的理论是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资本配置,我们在面对美国政府和国际基金组织的压力时,理不直则气不壮,人民银行是承受这种压力的第一线。其次,有那么多的短期投机性资本到处流窜,无孔不入,给宏观经济管理增加了许多困难,尤其是人民币汇率不是完全自由浮动,维护货币政策自主权很艰难。所以我可以体会为什么央行会采取倾向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态度。但是盛松成司长用来支持资本账户开放的几个理由,大概都不成立。第一个理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的时候准备的程度比我们还低。这不是理由。我们应该问的是,这些国家开放以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准备的程度高,就能够避免危机吗?这是需要仔细研究的。我不敢说一定会出现危机,但是不能简单得出以上结论。而且,从韩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还很大。首先,我们推行的是双轨制改革,有很多扭曲没有消除,还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其次,跟发展阶段也有关系。即使我们变成全世界最大经济体,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新结构经济学对此作了不少研究,认为国家金融结构的深化跟发展水平相关,发达国家那种以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并不完全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本身在金融结构上就是扭曲的,既然金融深化的程度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么高,如果采用那样的结构,大量资金流进、流出会给经济造成过度的波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会相当高。当然,这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然而,比较我国和俄罗斯以及东欧转型国家的情形,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另外,时机上更是不合适。因为在未来五年、十年,发达国家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的迷失的十年、二十年,经济发展非常疲软、失业率非常高、政府债务的积累非常快。美国现在的失业率似乎有所改善,但那是统计失业率。因为美国劳动力失业后只要一个月不积极找工作,就被统计为退出劳动力市场,不计入失业统计,所以如果把处于就业年龄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加进去,失业率还是很高的。政府债台高筑,为了减轻政府举新债还旧债的成本,发达国家一定会采用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其他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尤其像中国这样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家资本账户不设防的话,短期流动资本就很快进入,大进的结果必然是大出,经济就会出现大的波动,甚至是危机的爆发。最后,是不是可以先开放,不行再收回来?实际的情形是开放以后再想收回来,国内国外的既得利益者会群起而反对。泰国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政府想加强管制时,国内、国外马上群起而攻之,政府只好放弃,结果只能在危机爆发后进行改正。所以,资本账户的开放通常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只要开放就很难收回来。所以,作为学者,不能把资本账户开放作为研究的前提,那样等于接受了现有的、发达国家提出来的、为了发达国家且主要是华尔街利益的理论。所以,我们要自己提出理论,把资本账户各项内容是否开放的利弊以及受益方和受害方研究清楚,这样,当面对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或在国际谈判桌上面对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的压力时,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明哪些账户可以开放、哪些账户不能开放。(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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