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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与中国经济,林毅夫当年是怎么到大陆的啊?

日期:来源:林毅夫与中国经济收集编辑:自己开店创业做什么

林毅夫当年是怎么到大陆的啊?

林毅夫当年是游泳到大陆的。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

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林毅夫失踪的那天晚上,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为防“叛逃”泄露军机,连队当即修订了作战计划,两天后展开了全岛东西守备部队互换防区的大规模演习。

另一社会上的传说,林毅夫是抱着两只篮球游过海峡的。这个传说,在2008年3月7日的林毅夫夫妇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证实是谣言。最大的可能是林毅夫穿着救生衣游过海峡。

扩展资料:

林毅夫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拟定研究计划及发展方向上扮演相当重要的决策角色,林毅夫出任世银首席经济学家将更进一步转变世银与中国的关系。林毅夫是首位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林毅夫》

林毅夫谈中国房价 林毅夫为什么叛逃

报道指出,在中国似乎重演着日本的旧事。十年前中国经济增速曾超过10%,但现在经济增速慢了下来,在2014年仅为7%。经济学家认为,在未来几年里,这一数据还将继续下降到6.5%左右,甚至有人指出在未来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速将为5%及以下。三年前还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能在2016年保持8%的经济增速,但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让许多新兴经济体都倍感困扰的阶段,这也是发展中的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必经阶段——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房地产危机也与日本出现过的危机相似,中国也出现了产量过剩的问题,无论是钢铁还是化工,包括汽车制造产业都是如此。中国政府还面临着政治压力,不得不为短期增长而放弃长期发展。这样的思维将导致所谓的"僵尸公司"产生,这也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相似。

  “最近唱衰中国的声音特别多,认为由于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造成了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外部因素引致,预计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可达7.5%至8%”,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林毅夫4日在北京表示。

  因应参加两会的部分委员要求,林毅夫4日晚在住地作题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2014年度工作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的讲座,为几十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了一堂生动的“经济课”。

  林毅夫在分析日本、欧美近些年的经济情况后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下滑,主要是因国际经济疲软造成的。

  林毅夫表示,在外部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靠内需来继续保持“风景这边独好”。消费当然非常重要,但真正还是要靠投资。中国高投资回报的机会很多,包括工业产业升级、改善基础设施和环保等项目。

  林毅夫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要找到体制、机制问题不难。以前中国是渐进式的改革,采用双轨制方式,造成社会不满情绪,“现在到了该改,而且能改的时候,要继续深化改革,从双轨制过渡到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谈到地方债务危机,林毅夫指出,有很多讨论是危言耸听,地方债务还在可控范围内。

  多位委员向林毅夫提问,涉及房地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等问题。林毅夫一一作答。他指出,因为中国还在城镇化过程中,对住房的需求还很大,房地产应该还会增长,但一定小心,很多金融危机是由房地产泡沫引起的。

  “至于房价还涨不涨,什么时候涨,我也说不清楚,要是我真能预测,会比比尔·盖茨更有钱”,林毅夫笑言。

  中国国家主席去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曾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林毅夫指出,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可以说是“世界大同”的现代版。希望中国不要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能为世界提供一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帮助非洲、南亚乃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如能做到,世界大同是有可能的”。

  原定晚9时结束的讲座延迟了半小时,仍有一些委员没得到提问机会。林毅夫说,“大家一早起来开会,晚上又来听讲座,受累了”。但仍有委员要求,“明天再来讲吧!”

林毅夫:中国为什么能够从计划经济平稳转

改革开放30周年的变化

激花馆拘弋饺龟邪骇矛30年,可谓弹指一挥间!30年的个人经历让我触摸到了社会前进的脉搏,30年的改革开放惠及了每一个国人的生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国家经济在三十年间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在这三十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工作条件哪一样都是翻天覆地。听妈妈说,计划经济时期凭证供应的年代,一年至多能添置上两件新衣服,还是一般的平布。“过年穿新衣”的期盼是她们那个时期的同龄人都有过的愿望吧,如果能在没有过年就穿上新衣裳,让邻居羡慕时的那种满足和得意让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更不要说现在的小天使们每个至少都有多套样式和质地都很好且四季分明的衣物了。

食品的供应更是让妈妈难忘,买肉凭票是自然的,但绝对没有挑肥选瘦的份儿,更不要说得排上拥挤不堪的露天长队,并要担心轮到自己时还有没有货物可以买到。因为争购食品引起大人们吵闹甚至是相互抓扯让孩子们惊恐不已,妈妈十几岁时最怕的就是让家长吆喝着去排队,常常在接受这个任务时嘴硬地说“宁可不吃肉也不去排队”。六七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一块红糖或豆腐乳,甚至是加了点食盐的辣椒面都曾经是分享的零食,而在当时津津有味的吃相一点不逊于现在孩子们吃到最新上市食品时的兴奋程度,被辣椒麻木过后的畅快也不亚于现在吃火锅后的酣畅淋漓。

三十年前,许多家庭的住房都只有一间,几乎相同的布局就是用一张床或一个大立柜放在房屋的中间,拉上帘子把屋子隔成两间,前面是客厅兼饭厅,妈妈说,她们玩时只能以床入座,条件好些的能备上一两只小马扎或小木凳;孩子多的家庭还得设计成上下铺,而床后面就是另一间卧室与储藏室的统一。现在,条件好了,我住上了单位分的三室一厅,有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兴奋不言而喻。

且不说现在的自动化办公条件如何先进,单说喝开水一项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热水器,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水只能是在早上锅炉房供应时间打好以保证全天的需要。现如今,坐在办工作旁,伸手就是饮水机加纯净水,冷热自斟,好不自在。

还有通讯工具的变化,八十年代用的是手摇式电话,每次需要联系时头疼不已,且不说先要接通邮电局的接线员,再转接至某个地方或某个单位,若对方是信号不太好,得打上好几个电话,有时甚至得呼叫上一天才能接通。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腰间跨着BB机,传呼信号随时呼叫,每每发出叫声,还要故意装作听不见,让它多响几声......,持有者的那份自豪,不言而喻。到了千禧之年,大哥大又成了身份的象征,持有者不仅要用上与自己身高不成比例的嗓音大喊,还得夹杂着地方语同时进行,才觉得在人前显圣。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不止一个手机,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对方近在咫尺,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三十年间的种种变化让我感慨多多,而自己经历的只是千千万万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我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黄金时代,这种幸福和安定和谐的局面也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和维护,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祖国还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

林毅夫:为什么中国经济下滑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看东亚这些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我们知道,像新加坡,它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5.2%,在2015年的增长是5.92%,跟我们一样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大。韩国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2015年增长速度只剩下2.6%,跟我们一样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厉害。他们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它是没有的,但它表现的形式跟我们完全一样。那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而且周期性。

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六年下滑原因是什么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这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中国2015年GDP增速为6.9%,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连续6年下滑,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他认为,要从全球变革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的此轮下行,国际环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不可忽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内部动力主要在扩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

   林毅夫认为,世界经济整体下行是导致这轮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他列举了金砖国家、东南亚国家、发达国家三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中国2010年时GDP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时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东南亚地区中,新加坡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2%。中国台湾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7%。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

  他强调,“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他们都没有,但表现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增。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林毅夫生平?

现年五十五岁的林毅夫,三十年前是国民党金门马山驻军的一名连长,本名林正谊。在一九七九年的五月十六日夜,他做了一个惊人的抉择,只身抱着两个篮球从金门岛跳海游到了距离两千米外的大陆厦门。此后,他改名为林毅夫,开始了在大陆的新生活,而在台湾,他的名字被列入了“失踪者”的名单,但留在台湾的新婚妻子陈云英心里知道,丈夫是到了大陆。

林毅夫在给台湾亲人的家书中阐明了自己当年选择投奔大陆的心声:“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做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意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

林毅夫到大陆后,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后来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一九八六年,在台湾的妻子得知丈夫在美国求学后,也留学美国,夫妻两人相隔七年之后,终于在大洋彼岸团聚。林毅夫的执着和陈云英的痴情,让人肃然起敬。

在海峡两岸,林毅夫不仅以其经济学成就享有广泛知名度,而他土生土长台湾人的身份也引来各方注目。二00二年五月九日,林毅夫的父亲在台湾去世,当时,林毅夫希望能够返台尽孝,而台湾当局则因为他当年“叛逃”大陆的“罪名”没有消除,拒绝放行。林毅夫回乡奔丧的愿望只能由妻子陈云英回台代行,而林毅夫自己则在北京大学的家里自设灵堂拜祭父亲。(

中国的泡沫经济与林毅夫的操控有关吗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并不否认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着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的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连续十八个季度的增长减速,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续长达四年多的增长减速是不曾有过的。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很多忧虑。  尤其在国外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内因要解决起来相当不容易,因为涉及到结构性改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很难推行。  按照这种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导致的结果可能会使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但对中国的前景非常忧虑的人还是不少。中国常讲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持续的经济增速的下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一定有体制的落后性。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必然也有体制的扭曲性,这两点都不能不承认。  从标准的理论来看,体制的落后性和制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是重要的问题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些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  如果真是内因造成的,改起来很难,可能会像悲观论者认为的,崩溃难于避免。  如果不是内因,即使能改,要不是对症下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原因,采取的措施对解决造成经济下滑的原因没帮助,还可能恶化了经济速度的下滑。  所以,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讨论,还是有必要正本清源把它弄清楚。  并不否认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笔者个人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的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  最明显的理由是:中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10.4%,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同一个时间里,印度呢?2010年10.1%,2011年7.1%,2012年变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中国一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中国还厉害,总不能说因为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连带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来看,同样是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2010年是7.5%的增长速度,2011年接近崩盘了,2.7%。2012年完全崩盘,只有0.9%的增长,2013年才恢复到2.2%。增长的态势和中国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中国严重,同样不能说因为体制机制造成中国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厉害。  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这样、那样的体制、机制问题,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像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3%,2011年3.7%,2012年只有2%的增长,2013年恢复一点,不过是2.8%。  既然是高收入经济体,照理说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非常少,但是表现情形跟中国完全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中国厉害。  新加坡,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是现在亚洲地区唯一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也是二战之后,少数几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并超过美国的国家之一。  它在2010年增长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盘,1.3%。2013年恢复到3.7%。从这些高表现经济体来看,它的发展态势和中国一样,而且下降幅度比中国厉害。  全球经济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够真正解释这些国家2010年以后的增长表现的,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只要中国冷静思考,也不难理解。  原因正在于,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美国是这样,欧洲更是这样,日本则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很疲软,2012年实行了安倍经济学,但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实体经济的增长也没有恢复过来。  这些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将近50%。  前面提到的这些中等发达国家、高表现国家,出口都相当重要,以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驾跑慢了。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所有的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去支持投资。那些项目经过四五年,普遍建成了。  如果没有新的项目进来,外部环境又不好,投资增长率一定下滑,第二驾马车也跑慢了。  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中国的消费在所有国家中还是最强劲的,所以中国维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表现得比它们要好。它们的消费增长都比中国慢,所以下滑得比中国多。  为什么笔者坚持20年8%的增长潜力?  既然增长减速是外因引起的,中国怎么应对?这涉及对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以及未来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实际可动员的条件而定。  为什么对潜在增长力的普遍看法比我的看法要低了不少?  主要的悲观论点是中国连续35年9.8%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  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东亚奇迹那些,通常是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到7%以下,认为中国已经高速增长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从二战以后的历史经验,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1万美元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下来,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都这样,中国也不会例外。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主要是经济要持续增长,一定是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  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都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怎么发明?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100多年来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维持2%的增长,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经济大约维持3%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有技术借鉴、引进、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小多了。  从一些表现好的国家来看,依赖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甚至更高。  中国的潜力用了35年了,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后发优势还有多大不在于已经用了35年,也不在于绝对的收入水平,实际要看的是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的差距有多大。  怎样衡量一个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用一个不是很准确,但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中国知道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术和平均的产业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术、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大,后发优势的潜力越大。  也就是基于这一个原因,笔者不同意用绝对收入水平来衡量增长潜力。  同样是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1万美元,德国是在1967、1968年达到的,那时候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65%;日本是1971年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60%;韩国、中国台湾等,是在90年代中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0%左右。  但是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数字,只有美国的21%,即使中国达到1.1万美元时也达不到美国的30%。同样的绝对收入水平,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和高速增长的国家比要大多了,这就代表中国的后发优势大多了。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实现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间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间平均每年7.6%的增长。  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  它们既然能够实现,对中国来说也就是有这个可能,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实现8%经济增长的条件  有了这样的增长潜力,未来几年实际上的增长目标怎么订比较好?  首先,中国必须认识到对外出口、外需这部分,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增长的比较缓慢。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到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正常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比较难。  这是因为过去一般金融危机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应对政策建议和措施是:进行结构性改革,货币贬值和短期援助。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福利、减少开支,金融去杠杆,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会放缓,失业会增加。于是就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来对冲。  贬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援助,让它渡过短期的难关。  以贬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现在不能用,因为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它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谁想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必然导致竞争性贬值,结果谁都难于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会长期比较疲软,失业水平高,收入增长慢,需求增长也就会慢,影响到中国出口的增长。  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地靠内需。  中国扩大内需的条件比较好。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升级,即使现在的产业都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好的投资机会多。  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中国这些年基础设施做得不错,但大部分是一个城市连接另一个城市的,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有许多瓶颈。  第三个是环境保护,环境改善也需要投资。还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资。这些都是有相当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他们的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环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经济一疲软,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进行投资,这一点中国也是相对好的。各级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间,有人说比较接近50%,但也就是这样,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的情况比,中国的情况好多了。  国外的财政赤字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中国的财政赤字则主要是用来投资的,形成了资产,中国的赤字又都是内债而不是外债,所以,中国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  中国的民间储蓄也比较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另外,搞投资不仅要国内有资源,还要有外汇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等,中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投资资源充足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在投资的资源上经常受到财政赤字相当高,民间储蓄低,外汇储备不足等限制。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投资拉动改变成消费拉动,这个看法笔者不太赞成。  中国还是必须利用有利条件,以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投资为基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投资短期会创造就业和增长,有了就业,消费就会增加。  项目建成了以后,生产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是可持续的。  为什么将目标定在7.0%-7.5%?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时间在有些讨论会上提出明年和“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合适目标是在7.0%-7.5%之间的主张。之所以定7.0%-7.5%之间,是因为有8%的增长潜力,而且启动内需的条件又是相对较好,不管是投资的领域还是投资的资源。  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就业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也有利于金融安全。  李克强总理提到,中国的经济工作不是一味考虑增长率,中国更关心的是收入增长和就业率。  现在就业率看起来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一点,一般的企业即使短期之间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的盈利状况比较差,如果对未来的预期看好,它不会去解雇工人。  但在对未来的增长不看好,企业又不盈利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就会出现破产,而且一出现很可能是突然的,一下子失业就会增加得非常快。  所以,定7%以上的增长目标对维持就业状况是有好处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虑。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得太厉害,很多企业破产可能不仅会突然造成大量的失业,而且,企业大部分的投资是靠银行的贷款,银行的呆账、坏账也可能会突然间增加非常多。  7.0%-7.5%之间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对稳定就业、稳定金融是有帮助的。  7.0%-7.5%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言,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那么2014-2020年只要6.8%的增长速度就够了。  但是第二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0.5%,所以加起来是7.3%。  增长的目标订在7.0%-7.5%之间,外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增长速度比较接近7.5%,外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增长比较接近7%,这样未来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就会接近7.3%,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上述仅就有利的投资条件和增长潜力而言,要实现7.0%-7.5%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也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什么?收入分配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让中低收入者不满;环境问题大家都不高兴,高收入人群更不高兴,这样造成大家都不高兴。  环境问题中国必须实事求是,有改善的空间,但是这个问题跟发展阶段有关。  目前中国还是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和以农业或是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会比较高,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中国大概不能够跳跃过去。  当然,现在的技术比过去好,再加上环境执法如果到位的话,环境的问题可以部分缓解。  只有进入了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决的资源也比较多,环境问题才能够根本解决。  收入分配和腐败的问题,20年前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时就已经有所讨论。这两个问题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  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转轨过程中在要素市场上保留着很多扭曲。  这些扭曲包括:采用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抑制,人为压低利率;资源税费实行低价;再加上有些行业的垄断。  那些扭曲保护补贴了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过去都是国有,现在有不少是民营。保护补贴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恶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寻租、腐败行为。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这些制度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多过去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生能力,过去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了锦上添花。  所以应该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场方面的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把保护补贴的价格扭曲消除掉,这样就能够比较好地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问题。  要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除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之外,还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这样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  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必须对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给予风险和外部性的补偿,并且必须不断地完善各种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在这两方面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  这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和政府发挥好的作用的要义。  现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难  展望未来,还有很多问题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最后,想特别强调一点,固然当前的问题很多,但是反思一下中国解决掉的那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容易的,总觉得现在的问题比过去难。  不过,过去二十几年里没有哪一年觉得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其实,每一年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问题解决了,总又出现新的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中国还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去了解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不能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挖掘有利的条件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了以后可以创造条件来解决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在80年代、90年代中国如果不是用渐进双轨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一定是苏联东欧的情形,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那些大型企业对国防安全来讲不能没有。  今天俄罗斯为什么在乌克兰问题上敢跟欧洲、美国叫板,就是它有那些国防产业,那些国防产业过去是国有的,现在是八大垄断集团拥有的。  俄罗斯给那八大垄断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根据各种经验研究的发现是比原来还多的,效率实际上是更差的。  中国的国有有企业当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对国有企业的那些保护补贴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它是国有,但是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可以看到,过去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有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如果不消除这两个负担,国有时没效率,就是民营了也同样会没效率。  而且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补贴,有政策性补贴的状况之下,实际上民营时的寻租积极性可能高于国有时的积极性。  现在的状况变了,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从违背我国的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型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没有了,政策性补贴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应该不会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难,要怎样进行?  还是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现有的理论框架来套这些问题。  本文作者林毅夫是着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现任什么职务?是北大经济教授吗?

林毅夫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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